一般说来，经济回升可有三种态势：强回升、适度回升、弱回升。

福建的银行，同样也有不轻松的放贷任务——是的，把钱借出去，有时候也挺难。只要你胆子足够大，来钱很容易。

拿到银行塞来的贷款，先买辆宝马7开着。作为贸易商，你向钢厂订货时，要先交订金。更多的则是被反复抵押。至于银行开具的出库单，刻个假公章很难吗？2011年6月末，上海用于质押的螺纹钢是库存的2.79倍。不过，买房、买矿、放高利贷，不是也都能赚钱还贷吗？没事儿，不用紧张。

区别在于，过山车爬升时，大家已经准备好享受刺激。利率越来越高，最高时要上浮40%到此为止，一切都还在正常的商业轨道内运行。也就是说，城镇化在事实上已经由地方政府启动，这表现在各地宏大的建设计划、投资规模以及各地如火如荼的征地运动。

根据统计，2000-2011年，中国城市建成面积增长76.4%，远高于城镇人口50.5%的增速，工业用地容积率一般也只有0.3-0.6。尽管高考制度为所有孩子提供了平等选拔的机会，但在义务教育资源分配上的不平等，让农村孩子无法与城市同龄人竞争，农村低收入群体（无法支付子女进城上更好学校的费用）的子女几乎难以通过教育提高素质和改变命运，成为被永远抛弃的阶层。大城市病降低了经济效率，而小城市即使有更高的投资回报率（比如便宜的土地和人工），却没有特权优势，形成了资本错配，阻碍中国继续发展。城市的行政层级制度形成了城市间的权力等级，资源不断向权力中心以及上级聚集，呈现金字塔状，这严重影响人员流动，造成大城市病以及小城市人口规模不足等现象共存，类似马太效应。

当前，中国经济持续减速，政府希望通过投资托底。所以，在上半年大规模的信贷投放中，有相当一部分是地方政府以城镇化名义的借款，一些地方也以城镇化为名在农村实施并村上楼。

只有这样，才能防止地方政府通过城镇化掠夺农民的土地，这也是城镇化最大的风险。审计署2012年对18个省财政审计发现，地方各级税收收入不能满足其当年公共财政支出的一半，事权和财权不匹配。只要更高行政级别的城市垄断各种资源不放，城镇化就缺乏扩张的基础。需要指出的是，农民进城是没有家庭资产作为支撑的，因为他们所拥有的耕地和宅基地，在法理上没有产权，不能自由处置并获得收益。

最初，城镇化被政府赋予扩大内需的功能，作为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依托，为增长放缓和经济转型提供动力和缓冲。而在开辟新税源方面只有房产税，但是，中国政府至今连对存量住房征收房产税的想法都不敢表露，不仅因为遇到体制内巨大的阻力，或许更担心引起房价下跌。每个家庭为子女所付出的一切，是整个中国经济与社会运转的核心。笔者认为，以农民市民化为核心的人的城镇化，本质上应是一场权利革命，它既需要解决人人平等的问题，取消户籍制度对农民的身份歧视，允许国民自由迁徙和服务均等化。

这种底线思维会被某些利益集团利用来逼宫，比如金融机构通过制造引起系统性危机的风险迫使央行就范，国有企业可能通过夸大经营困境来对付债息的升高。同时，对旧城的基础设施进行改造，吸引农民进城定居。

考虑到目前的债务规模，中国已经无法承受地方政府继续举债。这种制度上广泛的不平等，扭曲了资源的分配和人员的流动，是中国发展的最大障碍。

现在经济增长潜在空间缩小，又想逼迫农民进城拉动投资和消费。因此，在鼓励农民进城居住的时候，必须先为农民的土地确权，赋予他们处置和获益的权力。这个计划没有任何新意，只是对现状的确认，更像是为城镇化披上一件羊皮，但人们看不清羊皮下面是什么，通常是由市长们暗箱操作。具体而言，就是以农民进城的名义将政府继续投资合理化，并戴上改善收入分配，实现社会正义的光环。如果想让小城市吸收更多农民，要进行财政体制改革当然，这一坠落不仅会带来中国经济的硬着陆，更会引发区域经济、乃至整个国际经济连锁的惨烈波动，对谁都没有好处。

一方面，环保执法属于常态工作，该关则关，与调控无关。其评论称，与其说中国经济像一列加速行驶中的火车，还不如说它是一架大型喷气式飞机更为恰当，一旦飞机的速度过慢就会因失速而坠落。

改革创新是主基调，但其要义不在改旗易帜，不在推倒重来，而着眼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。来源:金融时报 进入专题： 经济改革 。

这显然只知其一不知其二。回顾颇富争议的四万亿投资，问题并不出在政策本身，更多是因管了一些不该管的事情，一些该管的事情却没管好。

增长与改革，恰似车之两轮、鸟之两翼，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。实事求是地评价增长流弊，应当承认，科技创新能力不强，产业结构不合理，农业基础薄弱，资源环境约束加剧，确属客观现实。这一点，就连一贯鼓噪新自由主义的《金融时报》都不讳言。3日，中国国务院常务会议强调，当前要研究激活财政存量资金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把积极财政政策发挥好、运用好。

概括地讲，中国经济有问题，但无太大风险，必须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。因此，今天的改革主要是改政府。

另一方面，真正的优化升级依赖的是政策激励，以及创新驱动的绿色进步，而非行政命令的一关了之。在民生维度下，中央反复强调的稳中求进、稳中有为，不仅是政策要求，更是政治责任。

一种较有市场的观点是：不人为地把增速降下来，改革就难于深入。改善需求结构、优化产业结构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、推进城镇化，四大主攻方向皆属加分项。

货币工资永远是民众幸福的基础，一切的调整都是为了更好的空气、更好的生活。在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关键时刻，政府高层的一系列积极表态，不啻为一剂强心针，是对十八大报告与政府工作报告确立的政策导向的正确坚持。而无论转变职能，还是简政放权，都在释放着增长潜力，并非为了降低增速。事实上，中国最重要的经济体制改革全部发生在高速增长时期。

而不进行彻底的改革，宏观经济势必积重难返。此类片面看空经济、片面看多改革的倾向，大抵属于非此即彼的偏激情绪，不加深究，危害甚烈。

之前，李克强先后三次强调盘活存量货币，支持实体经济发展。追求又好又快发展，中国绝不会在增长与改革的十字路口徘徊。

中国经济不会重走先污染、后治理的老路，但也不会坠入休克疗法的陷阱。历经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，中国经济似乎走到了增长与改革的十字路口。